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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学术小传
2017-08-31 来源: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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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绳(1918—2000),江苏省苏州市人。20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哲学家、历史学家。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之前主要在上海、武汉、襄樊、重庆、香港等地,主编和编辑多种报刊,从事文化宣传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并参与中共在文化方面的领导机构的工作。1949之后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中央政治研究室、红旗杂志社、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任职。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首批学部委员、常委,曾任北京大学兼职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欧洲科学、艺术与文学科学院院士,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会长、孙中山研究会会长。胡绳是那个时代中共少有的专家型领导人之一。他从青年时代起就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研究、宣传和哲学、历史、文化思想等方面的研究及写作。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各时期,除了某些特殊的年份外,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和一些哲学和历史学专著。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他发表的某些文章特别受到各方注意和重视。胡绳的哲学、历史、文化论文和著作具有材料丰富,分析细致、思想深刻和文笔生动流畅的特色。他的著述在知识青年和广大干部中,在学术界、文化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的研究成果,是对文化普及、学术研究和思想教育的有益的贡献,在国外学术界、文化界也受到重视,引起有识者的赞赏。《胡绳全书》比较完整地反映了他一生研究和写作的丰硕成果。    

     

  生活经历       

  胡绳原名项志逖,字着先。籍贯浙江钱塘(杭县),祖籍安徽歙县。1918111日出生于江苏省苏州市,2000115日病故于上海。父项蔚丞(1893—1965),母李幼源(1892—1968)。   

  自幼家境贫寒,姐妹兄弟6人。姐项泰是中共烈士,1938年在湖北嘉鱼遭日军飞机轰炸之“新升隆”轮事件中罹难。妹妹和三个弟弟皆为中共党员。小弟项志遴是中国著名核物理和等离子体物理学家。   

  7岁入苏州平江小学五年级,9岁就读于苏州中学初中部,13岁升入苏州中学高中师范部。1934年毕业于上海复旦高中,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肄业1年。   

  19359月在上海参加革命工作。1935—1937年,参加上海世界语者协会的工作,从事中共领导下的文化活动,并投身爱国救亡运动。一面自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西方哲学,一面从事写作,传播马克思主义,为《读书生活》、《生活知识》、《新知识》、《自修大学》等刊物撰稿,参加《新学识》的编辑工作。19372月,他的处女作《新哲学的人生观》由生活书店出版。   

  抗日战争爆发后到武汉,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1941年,在武汉、襄樊、重庆等地参与中共在文化方面领导机构的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先后任《全民周刊》编辑,《全民抗战》三日刊编委、编辑,《救中国》周刊主编,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鄂北日报》主编,中共重庆南方局文委委员,生活书店编委、编辑,《读书月报》主编等。   

  1941—1946年。皖南事变之后,受党的派遣和邹韬奋一起离开重庆,中途分手走不同的路线前往香港。在香港协助韬奋编《大众生活》周刊,任编委、编辑。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香港。根据党的指示和安排,参加后来以东江纵队抢救香港文化人著称的“大营救”行动,与何香凝、廖承志、胡愈之、邹韬奋、茅盾、柳亚子等几百知名人士分批撤离香港,到达东江纵队的游击根据地。后经韶关、桂林,返回重庆。在重庆任中共南方局文委委员、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社编委、副刊主编。   

  这一时期的主要著作有:《辩证法唯物论入门》、《思想方法》。1942年编的文集《夜读散记》送审时被国民党当局出版物审查机构扣压,直到建国后90年代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南京历史档案馆发现书稿才得以出版。   

  1946—1948年,任中共上海工委候补委员、文委委员,中共香港工委委员、文委委员,上海、香港生活书店总编辑。1948年,奉命从香港走海路经仁川、大连、山东,辗转到达河北省平山县解放区。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教材编写组组长、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副主任。   

  在香港期间,写成著名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书。这一时期还著有:《理性与自由》、《二千年间》、《中国问题讲话》、《怎样搞通思想方法》等书。   

  胡绳在30年代、尤其是40年代,在党直接领导的报刊和其他进步报刊上,发表大量的时事政治评论、思想文化评论、历史评论等。抗日战争时期,他鼓动抗日和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解放战争时期,处于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时刻,随着复杂多变的政治和军事形势的迅猛发展,他连篇撰文揭露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假和谈真内战的面目,宣传团结全国人民以革命战争把旧中国改造为新中国。他的文章和论著,以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主旨,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以及种种为它们辩护的错误言论,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对中国人民革命必将取得胜利的现实和历史根据及其发展前景,作出很有说服力的论证;常常把锋利的战斗性和细致的说理融合在一起,打动读者。他青年时代的作品,在思想文化界和知识青年中传播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的《辩证法唯物论入门》、《怎样搞通思想方法》、《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华岗的《中国大革命史》和《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等书,是在进步青年中很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启蒙读物。   

  1942年,在香港胡绳与吴全衡结婚,1943—1953年间每隔五年得一子,即胡伊朗、胡锦洲、胡小笛。   

  1949年作为社会科学界代表团成员列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第一届会议,为候补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1949—1955年,任政务院出版总署党组书记、办公厅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秘书长、秘书长,中央高级党校一部主任。1955年起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常委。   

  1955—1966年,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红旗》杂志社副总编辑。   

  “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被撤销一切职务,停止工作,先被关押在红旗杂志社,后下放红旗杂志社石家庄干校劳动。直至1973年后渐渐恢复工作。   

  1975—1983年,先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和毛泽东选集工作小组工作,后任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   

  1983—2000年,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1994年任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   

  1985—1998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至1989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88.10—1995.4);曾任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会长、孙中山研究会会长。1990年欧洲科学、艺术与文学科学院授予院士称号。   

  曾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85.6—1990.4)、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88.9—1993.2)。   

  1988—1998年,连任第七届、第八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   

  是中国共产党第八、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二届中共中央委员。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四届、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建国后的几十年间,胡绳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宣传、思想理论和学术研究部门的领导职务,参与和领导过党和国家的许多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他长期从事理论、政策和学术研究,发表了许多文章。他以满腔的热情研究、阐发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努力使之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他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事求是,在此基础上撰写了一系列关于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文,多有创见,产生了积极广泛的社会影响。   

  这一时期的主要著作有:《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历史和现实》(文集)、《胡绳文集(1935—1948)》、《胡绳文集(1979—1994)》、《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文集),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等。   

  60多年的学术活动中,胡绳追求真理,与时俱进,不断开拓,应用马克思主义广泛地研究、讨论中国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历史和现实问题,探索中国独立、解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写下大量的评论文章和多部著作。将革命性和科学性结合在一起,将理论、历史和现实结合在一起,是他一生研究和写作的特色。他的作品以言之有据,注重分析,逻辑严密,深入浅出,说理透彻见长。在学术讨论中,他尊重对手,平等待人,从不以势压人。钱钟书引用禅家公案的话“有理不在高声”加以赞许   

  胡绳还是一位诗人。他的诗作题材丰富,格律严整,情真意切,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文采。《胡绳诗存》收录了他毕生所作的大部分诗作计345首。他平生酷爱读书,手不释卷,晚年把自己的藏书捐赠给湖北省襄樊市图书馆。他关心青年,奖掖后学,1997年捐献出多年积蓄的稿酬发起创立青年学术奖励基金。胡绳心胸豁达,为人宽厚,生活简朴,谦虚谨慎,廉洁奉公,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严格要求子女和家人。他崇高的奉献精神和不懈追求真理的精神,他严谨朴实的学风,值得后人学习和发扬。   

     

  在哲学领域的学术成就   

  胡绳在一生的学术耕耘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和大众化作出了突出贡献。胡绳开始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著述是30年代中后期,是继艾思奇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又一代表性人物。他的著作影响广泛,许多青年就是通过阅读他的文章和一些小册子而接受马克思主义并走上革命道路的。比他晚一辈或者更年轻一些的理论工作者,几乎都受到了他的影响和熏陶。   

  19372月,19岁的胡绳应生活书店总编辑张仲实之约,为《青年自学丛书》撰写的《新哲学的人生观》一书在上海出版。这是他的第一本哲学著作,以贴近时代的内容,通俗独特的语言和别出心裁的写作形式,赢得了众多青年读者,当年即一再重印。   

  关于写这本书的动机,胡绳说是直接针对1923年以来中国人生观问题的争论。他认为,在这场争论中,由于受机械自然观的影响,“科学的人生观”并没能彻底战胜“玄学的人生观”。“要能够真正战败‘玄学的人生观’,而且要能批判地接受‘科学的人生观’中的积极成分,并克服它的错误的成分,这种人生观显然要把它的理论的基础建筑在新哲学上面——我们就在这样的意义上,提出我们的人生观。”他指出,唯心论和机械论的人生观都是错误的、有害的,只有现实主义的新哲学的人生观才是唯一正确的人生观,才能指导人们积极向上去为追求真理而进行斗争。这里提出的“新哲学”即马克思主义哲学。   

  《新哲学的人生观》向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有关人生观的观点,在青年中提倡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用新哲学来改造自己和客观环境,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这本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通俗读物,在抗日战争期间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查禁,理由是立论偏激,不满现实,有违审查标准,指称“该书以通俗笔调鼓吹偏激思想,全书主旨在阐述确立人生观须以唯物论作根据,以唯物论辩证法作准则”。   

  一年半后19388月,胡绳的又一哲学著作《辩证法唯物论入门》问世。推动写这本书的,是新知书店负责人薛暮桥、徐雪寒、华应申。这本书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并有所创见。出版后至新中国初期,在解放区和内地一些书店多次翻版重印,产生了更加持久而广泛影响。   

  《辩证法唯物论入门》的《前记》说明:书名叫作“入门”,就是比较通俗,是为对于哲学还缺少基本的完整的认识的人而写的。他申言,为了做到辩证唯物论的“中国化”,一面极想在理论的叙述中,随时述及中国哲学史的遗产以及近三十年来中国的思想斗争,这点没有能做到;但另一面,是用现实的中国的具体事实来阐明理论的。联系目前在每个中国人面前的无限丰富的急激变动的现实,特别注意从事实的分析中说明理论,不使读者感到所举的例子是用来凑理论的。他特别说明:“这书的内容,虽然是辩证法唯物论发展到最近的总成绩的一个‘复述’,但是因为是通过了我的头脑而经过一度整理,又通过了我的叙述方法,并且在有些部分中也不免加入了我自己的一些见解而写下来的。”他认为,“一本真正通俗的,能够给工人、农民阅读的辩证唯物论的读本,必须根本改变一般的叙述的系统,要从现实的具体生活的描写出发,加以分析,逐步达到客观现实的法则性的揭发,最后达到哲学上的最高理论的阐明。”   

  这本书遭到与《新哲学的人生观》同样的命运,也被到国民党当局查禁。曾任轻工业部副部长的杨波说,他是读了这本书才要参加革命的。   

  在这两部著作前后至1948年,胡绳还陆续发表《哲学漫谈》、《思想方法》、《中国问题讲话》、《怎样搞通思想方法》等系列文章和著作。   

  《哲学漫谈》写于193612月至19377月,是通讯体裁的系列文章共14篇,比《新哲学的人生观》更通俗。胡绳写作动机和目的很鲜明:就是认定哲学与生活紧密相关,它们是一件事;青年们要勇于追求真理,推翻一切腐朽的社会制度。这组文章简明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通俗明快,笔调轻盈,于细微处见大道理。显然,他是想以简明的话语、漫谈的方式来讨论哲学,把哲学从教授的讲坛中解放出来。他曾考虑把《哲学漫谈》加以修改,出版一个单行本,但未能如愿。   

  《思想方法》是几本中篇幅最小的一本,汇集1940年发表在《读书月报》专栏的有关文章。这是一本更为通俗的宣传哲学的小册子,“结论”中明确地说:“我们的正确的思想方法就是唯物辩证法的方法。”书中把斯大林所提出的辩证法四个要点作为思想方法,予以通俗的初步的说明。这本书1949年后还多次重印,19511月出到第10版约10万册。   

  《怎样搞通思想方法》汇集1947年至1948年在香港为上海《中学生》杂志写的一组文章。这本书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作了很通俗的阐发。提出要搞通思想方法,“就是要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而科学的思想方法的基本特征就是实事求是,全面照顾”。“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是唯物辩证法的方法。唯物论的观点要求从实际出发的思想方法,辩证法的观点要求正确地照顾全局的思想方法。两方面的要求结合为一体。能客观才能全面,能全面才真是客观。”这本书在1949年后短短的五六年时间中,印行约60万册。山口一郎将其翻译成日文题为《对事物的认识方法和思考方法》,在日本多次出版,至1978年达20多万册。   

  《中国问题讲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从基本理论上分析说明中国现实问题,富有哲理,给人启发。《讲话》36段,每段800字左右,从194510月到19464月在《新华日报》上连载,署名“友谷”。因受当时政治环境影响,不可能在重庆出书,后来由解放区的出版社结集出版。   

  胡绳在哲学领域的学术成就还有一项不大为人所知,就是他负责并组织和参与编写新中国第一本全国通用哲学教科书,即由艾思奇署名主编、人民出版社1961年出版的《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这本书是由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编写、邓小平指定要胡绳负责的,供全国高等院校、各级党校使用的哲学教科书,它改变了我国哲学教学主要采用苏联教科书的状况,流行甚广,中国哲学界公认“是当时国内的最高水平”。   

  1961年夏,胡绳、艾思奇、关锋、韩树英、肖前、邢贲思一行6人前往北戴河,对全书修改定稿。根据胡绳的安排,集体讨论,逐章通过,即一章一章逐段地通读,边读边议,字斟句酌,一段读完,胡绳和艾思奇问大家有无意见,没有意见就通过,小的文字上的提法问题当场定,个别段落需要重写的拿出来修改,第二天再讨论。   

  韩树英说,教科书的书名是胡绳定的,叫《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审稿结束后的一次会上专门讨论了署名问题。胡绳说主编就是艾思奇同志,上面决定就这样定。据邢贲思的回忆,在署名问题上,胡绳很谦虚,说自己不是搞哲学的,而且党校教师是主力,主编就不挂他的名。如果要提到他,就说明他参加了顾问性质的工作。   

  胡绳是《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主编。   

     

  在历史学领域的学术成就   

  中国近代史研究   

  胡绳不仅是著名的哲学家,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在中国近代史和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卓有成就。他的史学著述一以贯之的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刘大年这样评价胡绳:由于他致力于历史研究,同样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准确地说他是用哲学统率对客观存在和演变的历史的认识。一切真正的历史学家总是思想家和哲学家。胡绳著作的思想力量最终来自哲学指导的力量,而他讲哲学的著作又是同历史研究相结合的。   

  胡绳自30年代末开始研究中国近代历史,1939年发表第一篇论文《论鸦片战争——国历史转变点的研究》。以后陆续写了一批论述中国近代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文章。在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进入最后决战的前夕,1947年他在香港只用几个月时间写成一部题为《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的专著,于翌年在香港和重庆同时出版。这本书着重考察分析列强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怎样寻找和制造他们的政治工具;他们从中国统治者和中国人民中遇到了怎样不同的待遇,以及政治改良主义者乃至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帝国主义的种种幻想曾经怎样损害了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等等。通过这种研究,胡绳发现并剖析了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80多年间封建统治者、人民、外国侵略势力三者间的真实而复杂的关系,令人信服地揭明,“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这一中国近代史的主题,在1864年即太平天国失败时已全部形成。这本书以其独到的史识和对历史规律性的深入揭示,以及脉络清晰、自然流畅的表述方法,赢得众多读者和中外史家的长久兴趣。1952年至1996年在北京共出7版。有英文、俄文、德文、西班牙文及日文的译本。   

  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书,与稍早出版的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册),对新中国的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成为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规范。   

  1953年胡绳在中央高级党校讲课时,写了4万字的《中国近代史提纲》(18401919),由党校印成小册子而传到史学界。在此期间,胡绳对中国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这一段历史形成了一些看法,并于翌年发表《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一文对这些看法作了初步说明。文章提出“三次革命高潮”的概念,主张以此作为中国近代史的1840年至1919年这段历史分期的标准。这篇文章连同《提纲》,对当时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与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引起学术界对中国近代史分期的一场热烈的讨论。   

  70年代,胡绳利用“文革”中“靠边站”的机会,写成70多万字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1981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97年出版修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和红旗出版社分别出版字体较大的版本和简本。这三个本子多次重印,累计共300余万册。这部著作以“三次革命高潮”为结构骨架,论述18401919年间的历史。从这80年间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实际出发,通过系统的分析,使读者对这段历史有了一个完整的而不是零散的、本质的而不是浅表的认识。这部著作受到历史学界和广大读者的重视,不仅推动了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也是一部能够使读者从对历史的系统了解中受到深刻的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的优秀读物。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1997年修订再版时,胡绳在通读和修改全书的过程中,考虑了几个问题,在《再版序言》中他谈了自己的看法。其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他说:“我写这本书是使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其所以使用这种观点和方法并不是因为必须遵守马克思主义,而是因为只有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才能说清楚在这里我所处理的历史问题。”“有人认为改良是比革命更好的方法,所以不应当推崇革命。但历史事实是,在社会政治发展中,改良的道路走不通的时候,才发生革命。对于革命和改良,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而作抽象的价值评估。”关于可否以现代化问题为主题来叙述和说明中国近代的历史的问题,他认为这种意见是可行的。“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几代中国人为实现现代化作过些什么努力,经历过怎样的过程,遇到过什么艰难,有过什么分歧、什么争论,这些是中国近代史中的重要题目。以此为主题来叙述中国近代历史显然是很有意义的。”“但是以现代化为中国近代史的主题并不妨碍使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相反的,如果不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在中国近代史中有关现代化的许多复杂的问题恐怕是很难以解释和解决的。”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出版后,胡绳即着手准备写续篇《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写成一部完整的中国近代史但因工作繁忙、接连的病患困扰和恶化最终没有实现。胡绳晚年请丁伟志和徐宗勉协助他写这本书。从19953月至199810月,他把自己多年形成的一些看法和构想,与丁伟志和徐宗勉等人进行了10次谈话。他谈了9个问题,题目是:  关于“中间势力”,关于“半殖民地”,关于反对帝国主义,关于走资本主义道路,关于五四运动,关于中国共产党,关于国民党,关于“三个角色”,关于编写中应当着重研究的四个问题。胡绳逝世后,这10次谈话录音记录整理成稿,在《百年潮》、《中共党史研究》和《历史研究》分别刊出若干部分,并收入《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和《胡绳全书》第七卷。   

  龚育之认为:胡绳遗著内容丰富,最重要的要数谈“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一组10篇谈话。胡绳晚年重新思考这一段同我们的关系最密切的历史,提出了许多闪光的新思想,许多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中共党史研究   

  胡绳从1982年起担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至2000年逝世。他对中共党史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他在主持党史研究室的工作中,对中共党史的研究和写作,对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总体把握,以及一些重要事件、重要人物等等方面的论断,都发表过许多讲话和文章,提出了自己的见解。1991年由他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是一部具有权威性的中共党史简明读本,发行量达600多万册,有英文译本在国外发行。   

  在《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编写情况》一文中,胡绳概括地说明这本书的主题思想:“这本书想写出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取得的伟大成就,而这些成就是经过艰难曲折的过程取得的。党在中国人民中的领导地位,是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中国革命的全部过程,一直到社会主义建设,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实现。社会主义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历史的选择,所以不论经过怎样的风风雨雨,它都能够在中国大地上开辟前进的道路。”这本书在记述“文革”前10年的一段历史时,提出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党的指导思想有“两个发展趋向”的观点。即一个趋向是在探索中逐步形成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方针、政策和实践经验;另一个趋向是逐步形成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方针政策和实践经验。这两种趋向许多时候是相互渗透和交织的。后一种趋向直接引导到“文革”这场灾难,而前一种即正确的趋向也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正确的路线方针的先导。这里提出的“两个发展趋向”的观点,他认为“也许至少这是提供了足以贯穿社会主义时期历史的一种看法”。   

  胡绳在多篇讲话和文章中,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作了充分的论述和高度的评价。他认为这次全会“确实决定了中国的命运”。如果没有三中全会后一系列的政策,没有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没有党的基本路线,“那么就不是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得好不好的问题,不是发展中有什么困难的问题,而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否还存在的问题,也就是说有亡党亡国的危险。”“隔的时间越久,就越能看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这就像遵义会议一样。”因此,他提出“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划分时期的标志,把社会主义时期党的历史分为三中全会以前和以后两个大时期”。他提出这个意见,对于了解和编写社会主义时期党史有重要意义。   

  胡绳还在多篇讲话和文章中提出对加强和改进党史研究的许多意见。他一贯主张历史研究要与现实保持联系。强调不是为过去而研究过去,研究过去是为了现在和将来。他要求党史工作者要关心现实,关心现实生活中的思想问题、理论问题。他还希望党史工作者注意学习中国近代史,学习理论。提出讲党史和革命史,要多讲一点革命的背景,使人们了解革命不是主观制造出来的,而是在一定的历史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下形成的。还要多讲一点党外的群众、多讲一点爱国民主人士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给予共产党的帮助,注意讲中间势力的作用和变化,等等。   

     

  在国家法制建设方面的贡献   

  胡绳虽非专业的法学家,但他在新中国法制建设方面做了许多重要工作。   

  1954年,胡绳参加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和宪法报告的起草工作。1978年修订宪法,他负责牵头起草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宪法草案及其说明。1982年修订宪法,他担任宪法修改委员会副秘书长,做了大量的组织和文字工作。4月,他举行记者招待会,介绍刚公布的《宪法修改草案》的修改过程,并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11月,人大五届五次会议通过彭真所作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部宪法。胡绳出席会议并担任主席团成员和大会主席团领导的宪法工作小组组长。会间根据代表在讨论中提出的意见,对宪法草案进行最后修改完善。   

  胡绳晚年接受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电视台关于宪法问题的采访,主要讲1975年宪法的错误及1982年宪法的改进之处。他指出,1982年宪法在很大程度上回到了1954年宪法,并对其作了许多重要的修改和补充。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改为第二章,摆在“国家机构”前面,应该说是很有意义的,就是说,国家机构当然很重要,但人民的权利义务更重要。人民在一个国家中所处的地位,它的权利义务怎么样?这是国体问题。政府机构怎么组织是政体问题。再有1982年宪法第五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另外还有一条,“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显然是十分重要的规定。中国共产党在1982年制定党章时也作出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党章与国家宪法相呼应,这是很重要的。   

  1985—1990年、1988—1993年,胡绳先后担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副主任,负责起草文字的总体工作,并多次到香港和澳门考察、征求各界人士的意见。在起草香港基本法过程中,他与包玉刚主持总体工作小组,负责对基本法各章条文草稿进行总体上的调整和修改。胡绳为制定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的基本法,付出极大精力和心血,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胡绳参与领导《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规定》的修订工作。1988—1998年,胡绳当选全国政协第七届、第八届副主席。19935月,政协八届二次常委会决定修改政协章程,成立李瑞环为组长的修改工作小组,胡绳任副组长。经过一系列的工作,政协章程修订稿定稿。1994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政协章程的修改,胡绳汇报修改情况,无异议得到通过。3月,全国政协八届二次会议通过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修正案)的决议,政协章程修正案把参政议政列入政协的主要职能。   

     

  晚年在思想理论领域的学术成就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在八、九十年代,胡绳以极大精力关注和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发表了一系列很有理论深度的论文。这些文章都是针对现实生活中一些重要的疑难问题而发的,总是以论述深刻和见解新颖而引起国内外知识界的广泛注意。   

  胡绳把这一时期较重要的文章结集为《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有香港三联书店中文繁体字本、商务印书馆英文译本、日本原书房日文译本)。   

  《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文简体字本)选收11篇文章,题目是: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19833月)   

  为什么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19872月)   

  关于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几个问题(19908月)   

  论中国的改革和开放(199111月)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读书笔记(19924月)   

  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199312月)   

  附:对《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一文的几点说明   

  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学习《邓小平文选》第3卷(19943-4月)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199412月)   

  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199512月)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世纪交接时的回顾和前瞻(19987月)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19995月)   

  龚育之评介说:这是胡绳生前出版的最后的著作。文集删去了原来香港三联版的最后一篇,增加了两篇《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世纪交接时的回顾和前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我们许多老的理论工作者,对于邓小平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很尊重、很拥护的,对于这个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阐述和传播,是做了贡献的。但是,像胡绳这样,写了这么许多很有影响、很有深度、很有新意的研究这个理论的论文的,并不多见,所以特别可贵。写这些著作的时候,胡绳年纪渐入老境,思想却是年轻的,是与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时代的前进而俱进的。就像他的一首诗中说的:“此心不与年俱老”。   

  这本文集,作为著作等身的理论家的压卷之作,意义深远,足以范世。   

  此外,《关于防“左”》(1995年),《在世纪之交看马克思主义的命运》(1996年),《关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几个问题》(1997年)等篇也很引人注意。   

  胡绳通过分析总结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尤其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清算长期深重的左倾错误影响,充分论证必须深刻认识并从中国国情的实际出发,独立地开创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才能找到革命和建设的成功道路。他指出,是否从国情的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和一切空想社会主义的区别。   

  胡绳深入分析中国的特殊国情,有力地论证了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胡绳紧紧抓住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和如何认识正确处理这种关系,这一涉及中国发展和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不仅是对立的关系,而且是继承的关系。他认为,“20世纪最后20多年的实践,加上在此以前30年的正面和反面的经验,大体上可以使我们得到如下结论:(一)为克服任何形式的民粹主义倾向,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二)社会主义的大厦只能在人类过去世代(也就是阶级社会,其中主要是资本主义社会)积累的文化遗产基础上建筑起来。简单地抛弃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绝对无助于社会主义。(三)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只能建立在社会化的大生产之上。有关大生产的知识和本领可以从若干不同的途径获得,但最便捷的途径是向发达的资本主义学习。不善于学习(分析、扬弃、改造、发展),几乎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四)社会主义能够并且必须善于利用资本主义并克服其负面影响。”   

  胡绳在多篇文章中着力分析反复阐明左倾错误的表现、危害和根源,及防“左”的必要性和怎样防“左”。他指出,左倾错误给我们的教训是,不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而只凭一些“公式”(这种“公式”往往是片面地解释马克思主义而形成的)决不能正确地指导社会主义建设。左倾错误供奉了一些“女神”,是“最革命”的、“最纯洁”的、“公平”的社会主义的女神,使社会主义丧失了它必须具有的唯物主义的基础。总结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他认为,长时期内犯“左”的错误,表现及原因可以概括为:一是由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紧迫感而形成的急于求成的倾向;二是错误地搬用民主革命时期的经验,如“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断革命,大搞群众运动等;三是追求某种空想的社会主义的典型;四是脱离实际,不断地强求社会主义的“纯洁化”。他认为,防“左”第一条,就是要防止再“以阶级斗争为纲”。必须维护经济建设一个中心,两个中心或者类似两个中心的说法,都是错误的。第二条,防“左”就是要防止因为怕资本主义而不改革开放。不能脱离具体实际问姓“资”姓“社”,是姓“资”的就不要,是姓“社”的就要。这样问姓“资”姓“社”,改革开放的确迈不开步子,甚至会根本取消改革开放。对于改革所面临的问题,他认为,改革要过两个关,一个是商品经济关,“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秩序”;一个是民主政治关,“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新秩序”。他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的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是以过去的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错误为鉴而提出来的。我们所实行的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符合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而不能拘泥于社会主义的一般形式,或者说,不能按照抽象的社会主义纯洁性的标准作出判断。尽管不妨把“一穷二白”形容为一张纯洁的白纸,但只凭纯洁的底子,绝不可能任意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前途和命运问题,是胡绳晚年特别关注的又一问题,对此他提出一些独到的见解。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不断的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科学,因为它的一切理论观点都以事实为最后依据,因为它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特性,决定了它可能而且必然要求理论随着实际生活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局限于马克思(加上恩格斯,或者再加上他们的伟大后继者列宁)说过的东西,不能仅仅以马克思主义创始者说过什么或者没有说过什么,来判断什么是、什么不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证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建设学说在中国条件下的巨大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远不能说已经完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也不能说已经完成。   

  胡绳是一位学识渊博、成就卓著的学者。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学是他的长项外,在社会学、政治学、文艺学、逻辑学、语言文学等方面,也都很有造诣。他治学的一大特点,是始终坚持与时代的需要、与人民的需要相结合,与国家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他的著述在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给后代留下的一份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   

     

  胡绳主要论著:   

  《新哲学的人生观》,上海生活书店,19372   

  《哲学漫谈》,《新知识》、《新学识》,193612—19377   

  《辩证法唯物论入门》,重庆新知书店,19388   

  《思想方法》,生活书店,1940   

  《理性与自由》(文化思想批判论文集),上海华夏书店,19466   

  《二千年间》(署名“蒲韧”),上海开明书店,19466   

  《中国问题讲话》(署名“友谷),大众文化社,194611   

  《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香港生活书店、重庆生活书店,19487   

  《怎样搞通思想方法》,上海三联书店,1948   

  《枣下论丛》(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628   

  《中国近代史提纲》,中共中央高级党校,195611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6   

  《先贤和故友》(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10   

  《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0   

  《胡绳全书》(七卷十册),人民出版社,199810—20038   

  负责编写《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196111   

  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8   

     

  原载《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哲学卷(第二分册),科学出版社2014年1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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